近些年，內地和香港之間關系正變得越來越微妙，這體現(xiàn)在雙方互相對待的態(tài)度上，比如前段時間關于內地游客素質的紛爭以及特區(qū)政府考慮縮減內地游客自由行人數(shù)，盡管2014年5月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發(fā)布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顯示，2013年綜合經濟競爭力指數(shù)排名中，香港仍然居首，但緊隨其后的深圳和上海則預示著內地城市與經濟的崛起正對香港形成的壓力。我們希望探討香港經濟現(xiàn)在的境況是如何一步步演變的?我們如何看待這種變化?

 

綜述

 

香港：“回歸”正常

 

香港的香味，似乎正在淡去。

 

17年前，有一首歌風靡內地，歌中不斷地感慨：“香港、香港，怎樣那么香?!”彼時，香港雖然未必是內地人心中最“香”的，卻是在“香”單上最有可能一親芳澤的。它數(shù)十年的繁榮與優(yōu)勢來自哪里?

 

17年，彈指一揮間，如今香港人最為認真考慮的卻是：香港是否真的會被邊緣化?

 

一窗獨留

 

香港怎樣那么香，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側重，以及不同的立場，都有各自的解釋。對此，無論學界還是輿論界，大致有兩大類解釋：

 

一、香港之香，來自于英治時期建立的自由市場及其一整套法律體系;

 

二、香港之香，來自于其與內地的密切聯(lián)系及內地所給予的強大支撐。

 

其實，這兩大類都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前者是制度優(yōu)勢，后者是區(qū)位優(yōu)勢;前者是“香”的內因，后者是“香”的外因;前者是港人的后天努力，后者是港地的先天條件……

 

即便側重前者，也大可不必迷信英國人對自己創(chuàng)造了東方之珠神話的吹噓。大英帝國固然在世界上留下了不少閃光的碎片，帝國謝幕了，這些光芒至今仍在。然而，至少在1949年風云突變之前，相比于“大家閨秀”的上海，香港至多只能算作“小家碧玉”。

 

1949年中國內戰(zhàn)消停，為香港帶來前所未有的轉機—— 一方面是以上海人為主的內地富商，攜帶巨額流亡資金涌入;另一方面是冷戰(zhàn)降臨，中國內地被鐵幕包圍。在這一點上，后人不能不佩服英國對紅色中國的率先認可，這對換取香港“現(xiàn)狀”暫時不變，無疑大有裨益。而新生的紅色中國，也明智地勒住了戰(zhàn)馬的韁繩，留下香港，為自己在即將到來的鐵幕合圍中留下了一個順暢出氣的窗口。

 

偌大的中國都堵上了，只留下香港一窗，巨量的物資進出口蜂擁而來，量全國之物力，推香港之繁榮，小小的香港被從天而降的巨大餡餅穩(wěn)穩(wěn)砸中。彼時的香港發(fā)跡，與其說是“香港奇跡”，不如說是“中國奇跡”：一個大國(未必是強國)，奇跡般地與世界斷絕了往來，而且一斷就是30年，香港因此也就奇跡般地獲得了騰飛。其實，不光香港，包括中國臺灣、乃至日本，亦都因此沾光。

 

那是香港騰飛的第一次重大機遇。

 

自唐宋以來，除了明清開國早期短暫的海禁之外，中華帝國從來沒有中斷過與世界的貿易。以德國學者弗蘭克為代表，不少西方學者都認為，從大航海時代開始，到十九世紀初期，有一個漫長的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而中國在其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

 

1757年乾隆皇帝宣布的“單口通商”——即廣州作為歐美商人對華貿易的唯一口岸，被廣泛理解為中國“閉關鎖國”的標志，自此直到1842年鴉片戰(zhàn)爭重開多個口岸，普遍被稱為“廣東體系”(Canton System)。而這，恰恰是流傳最廣的誤讀。

 

乾隆時代的“單口通商”，所限的僅僅是歐美商人，更確切地說，主要是英、美商人。葡萄牙人在澳門、西班牙人在廈門，都可以繼續(xù)自由貿易;來自東南亞、日本等國的商人，也依然可以繼續(xù)在其他口岸自由貿易。

 

無論從經濟角度來看，還是從中華帝國的政府行為來看，從未“閉關”，亦未“鎖國”，而且，中國商人一直牢牢掌控著諸如茶葉、絲綢、瓷器等大宗商品的定價權，直到1870年代才因蘇伊士運河的開通及蒸汽輪船的普及而丟失。

 

相比清代的廣州，冷戰(zhàn)時期的香港，才是真正的“單口通商”。在某種程度上說，正是內地的苦難——除了冷戰(zhàn)的鐵幕之外，還有無休止的政治運動——構成了香港騰飛的歷史機遇。鐵幕落下，僅在1949年和1950年，香港對內地貿易額就分別比上年上升66%及74%，大大超過1947年至1949年每年增長35%的水平。

 

兩次轉型崛起

 

“單口通商”，最初僅僅是轉口貿易，這也是二戰(zhàn)前香港的支柱經濟。隨著“單口通商”積累了大量資本、技術、勞力、原料和經驗，香港逐漸具備了發(fā)展加工業(yè)的條件。1960年代，全球經濟開始了產業(yè)結構的調整及產業(yè)的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yè)向發(fā)展中國家和地區(qū)轉移，香港比臺灣、新加坡、韓國都更早地抓住這個機會，推行出口導向型戰(zhàn)略，大力發(fā)展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終于打造了“亞洲四小龍”之龍頭地位。60年代末，香港制造工業(yè)產值已占本地生產總值的30%，成衣、手表、時鐘、玩具等十種產品的出口名列世界首位，很多產品己經遠銷世界各地。香港產品出口的比重則由50年代初的10%左右增加到80%左右，制造業(yè)己經成為香港經濟的一個支柱產業(yè)。

 

而彼時的內地，依然在政治運動的旋渦里掙扎，不僅令香港、臺灣等亞洲四小龍少了一個原本應該強勁的競爭對手，也給香港提供了巨大的資源與市場腹地，這也正是香港有別于另三條“小龍”的關鍵競爭力所在。

 

從1949年到1979年，可算是香港經濟的第一次轉型。

 

到了1970年代末期，國際石油危機爆發(fā)，香港出口受阻、制造業(yè)停滯。此時，內地終于開始了改革開放，再度為香港的發(fā)展注入全新的活力。多年前，有人曾經感慨，正是因為殖民地的遭遇而造就了香港的繁榮。但是，香港的繁榮真的因為被殖民才帶來的嗎?大英帝國很多殖民地，比如非洲，怎么就沒有繁榮呢?區(qū)別之一，就在于其是否有腹地。

 

香港背靠內地的巨大腹地，先是托冷戰(zhàn)之福，獨留此窗通氣;隨后又托改革之福，內地再度開門時，香港成為排在門口的第一人，由此掀開了香港經濟的第二次轉型——將制造業(yè)大規(guī)模轉移到內地，依賴內地的廉價資源和廉價勞動力，獲取“第二春”。同時，騰出手來，在香港本土實現(xiàn)了從制造業(yè)為主向服務業(yè)為主的經濟轉型，到80年代末期，服務業(yè)在GDP占比中超過80%。并且，充分發(fā)掘內地改革開放的需求，將香港建設成了全球的金融中心。這一時期，可以說是更高層次上的“單口通商”——香港不僅成為內地改革開放的燈塔，更成為溝通內地與世界的橋梁。

 

毫無疑問，在香港的經濟崛起中，內地因素而非制度優(yōu)勢，才是區(qū)別于任何其他經濟體的獨特競爭優(yōu)勢。九七回歸之前，美國《福布斯》雜志曾在封面文章中宣告“香港已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對九七后的香港前途表示悲觀。歷史已經證明，這一判斷充滿了傲慢、偏見與無知，美國人所忽略的，正是內地因素對香港繁榮的關鍵作用：長期封閉，及突然開放，都是香港的發(fā)展良機。

 

百花爭香的挑戰(zhàn)

 

香港經濟的第三次轉型，發(fā)生在九七回歸前后。

 

在香港此前的經濟奇跡中，已經潛藏著巨大的隱患：對房地產及金融投機的過度依賴。亞洲金融風波來襲后，香港在1998年甚至出現(xiàn)了經濟的負增長，情勢危急，如果沒有中央政府大力相救，后果難料。盡管緩過勁來，但這場危機的確打碎了香港的華麗外罩，大大削弱了香港的自信心和自我感覺，投射下巨大的陰影，香港人開始嘗到了“失落”的滋味。

 

危機之后，香港一直試圖進行新一輪的產業(yè)結構調整。而中央政府也大力推動了諸如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即《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的英文簡稱)等政策，予以扶持。香港繼續(xù)充當著內地最大的進出口商品轉口地、最主要的資金籌集地、國有企業(yè)海外上市首選地和境外中資企業(yè)投資集中地等，這些都令香港成為內地改革開放紅利的最大分享者之一。

 

畢竟，隨著內地改革開放的千“窗”百孔，香港的窗口壟斷優(yōu)勢大大減弱了。而隨著內地經濟的強勢崛起，香港的相對優(yōu)勢越來越少，優(yōu)越感日漸喪失，挫折感開始出現(xiàn)。

 

值得注意的是，自1949年之后，無論是冷戰(zhàn)時期還是改革開放時期，在香港與內地的經濟交流中，港商港企總是享受著特殊的政策關照，其在內地從未在平等的市場規(guī)則中、與內地商人和企業(yè)以平等的市場參與者身份，進行平等的市場競爭。這既是香港崛起的原因之一，也是香港“邊緣化”的原因之一。

 

香港的“邊緣化”，體現(xiàn)在其貿易中心、制造中心及金融中心的地位，在內地城市的競爭下，不斷消解。臥榻之側的廣深珠(廣州、深圳、珠海)，長三角的上海，都表現(xiàn)得咄咄逼人，并且從機場、港口到金融等，全方位挑戰(zhàn)香港的地位。

 

歷史上，類似的“邊緣化”，也曾經在廣州上演。

 

作為最為主要的通商口岸，廣州曾經長期壟斷了中國與英美的外貿，這種壟斷既造就了廣州的繁華及“十三行”商人們的富裕，也令他們日漸喪失了對競爭的適應能力。當鴉片戰(zhàn)爭后西方敲開了越來越多的通商口岸，廣州的繁華迅速退潮，被上海所取代，而“十三行”商人則迅速消失在歷史的深處。表面上看，當年的廣州和現(xiàn)在的香港，都是因為全國開放范圍的擴大和開放力度的增強，削弱了特殊的政治地緣和經濟地緣優(yōu)勢，但本質上就是長期的特殊壟斷，缺乏經濟學所謂的鯰魚效應，造成了經濟內在活力的萎縮，尤其是競爭能力的萎縮。溫室里待久了，一下子到了廣闊天地里，不僅難以大有作為，反而經不得風雨雷電。

 

九七后，香港自身的一些問題，也加劇了“邊緣化”的進程，阻礙了其與時俱進進行轉型的能力培育。

 

一是香港的投機心理。在長期的高速發(fā)展泡沫之下，港人普遍有著“搵快錢”的心態(tài)，整個社會的投機心理嚴重，從炒股、炒樓到炒作所謂的科技電訊產業(yè)，莫不如此。而當樓市下滑時，港人居然游行要求政府救市，可謂是對“自由市場”的一大嘲諷。

 

二是香港對于房地產的過度依賴，從政府到民間，總是將“起樓”作為拉動經濟的不二法寶。

 

三是總是期望中央政府的特殊政策。

 

當然，內地改革中出現(xiàn)的同質化建設、無序競爭，也對其有相當影響。在地方政府主導的地區(qū)競爭中，包括香港在內的整個中國，依然是“自由競爭”的時代：各地都在大型項目上跑馬圈地，一方面固然是為了爭奪先機，另一方面也是爭奪政績。珠三角地區(qū)，還有哪個地方政府愿意繼續(xù)為香港做“經濟互補、前店后居”的配套，而不是自己下海呢?

 

回歸17年來，與其說那是香港走向“邊緣化”的歷程，不如說那是走向正常化的歷程。無論是在冷戰(zhàn)時期，還是改革開放初期，香港所獲得的那種特殊國情支撐，對整個國家和民族來說，都是悲劇，是“非正常”的。而改革開放的過程，則是中華民族復興、走向“正?；?rdquo;的過程，從一窗通氣到千“窗”百孔，從一花獨芳到百花齊放，這是中國的進步，當然也是香港的進步。香港不再獨香，這是國家之福、民族之福，也是香港之福。

 

回歸17年，紫荊花旗下的香港，也快到了成人禮的年齡。在更大的歷史發(fā)展機遇面前，香港如何與時俱進、煥發(fā)新“香”，是考驗港人的試金石。香港能給自己、給國家、給世界帶來什么樣的新“香”呢?(雪珥)